虽然是老得掉渣的贴，不过重温一下还是蛮有趣的。
想想当年也曾被问是否住帐篷.... - -
1
曾经有一个二道桥的丫头子说要给我拉一辈子的拉条子，我么尔视，后来又有一个山西巷的丫头子说要给我揪一辈子的揪片子，我还四么尔视，当我蹲在西大桥下啃着干馕抽磨合烟沫子的时候，我后悔求子的，如果胡大再给我一个机会的话，就是让我吃一辈子的皮芽子我也愿意

2
        红山脚下,西大桥头.女孩眺望着河滩路上车水马龙.
　　　　男孩局促不安望着她.
　　　　“哎,你佛萨，你洒四候到我们家器呢萨?“
　　　　“你组萨呢萨,我不器.“女孩红着脸低声说.
　　　　“走萨，我给你拉拉条子器.“
　　　　“烦求什的,我不吃,天天都四揪片子,拉条子.“
　　　　“噢哟喂,器萨.咋了萨,你要不器,我从航面跳哈器呢!“男孩豪言壮语.
　　　　“哈松,要四儿子娃娃你就端直攮哈器!“
　　　　啊~~~~~~咚~~~~~~“哎,你勺呢吗~~~~~~~~

3
    ·外地人：“小同志呀！请问邮局在什么地方呀！！！？新疆人：哦（二声）你佛邮局呀！看见子条路么有，弯子都不要拐，一头囊哈起 就到了。
　　
　　·大海啊一瞒子都是匪，萨漠啊一瞒子都是都是萨子
　　
　　·一维族打传呼，传呼小姐问：你呼多少？维族回答：三愣愣八愣愣五愣！小姐又问：你叫什么？维族回答：肉孜！小姐问：大肉的肉吗？维族说：阿囊死给，羊肉的肉！
　　
　　·维族老汉被狗咬了：“哎~大夫,就四奈个狗,汪汪汪跑的奈个,在我的腿上嘛~,开饭了....”

4
静夜思 ——李白
　　床头上哈妈四都似月酿光，卧怀疑类些一满都四地上霜；卧一抬头，一哈子看见天上地月酿，儿子娃娃卧就开死想我老家的爹和娘了！

5
    ·有一伊犁人,才交了个女朋友,想浪漫一下,就带她去了赛里木湖.到了以后,伊犁人诗兴大发:啊,伞台嗨子,就四一坦坦沸么,伞巷仗了机可白杨复,舔巷 fai给了机铬答白勇.姑娘一听不愿意了,嫌他太土,拜拜了.后来又交了个女朋友,带她去绿洲电影院(是留德回来的工程师设计的,现在已经拆了啊,好可惜)看电影,门口买了点葵花籽,心想这次一定要说普通话;小姐,请吃向日葵.
　　
　　·一天，一维族大妈在路边等车，正好一个维族巴郎子开了一辆拉煤的卡车过来，好心的巴郎子就把维族大妈拉上了，但大妈太胖，车里坐不下，就坐到后面拉煤的地方了。半小时后，车到了目的地，而巴郎子忘了大妈还在后面，直接一动按钮，车斗就自动把煤翻下来了。这会儿巴郎子才想起大妈还在后面呢，赶快拿个铲子挖人去了。挖出来以后刚准备给大妈佛对不起呢，只见大妈拍打了一下身上的煤灰说：“哎小伙子不好意思噢，太胖了么，车都给你压翻掉了！”
　　
　　·一天一个外地人在一清真馆子里吃饭，要了一碗3元的汤饭。吃着吃着，发现里面有一块化纤的抹布。于是质问起老板娘：“同志啊，我花3块钱吃饭，怎么在你们的饭里吃出来一块抹布？！”老板娘不屑的说：“歪江~~~~3块钱么，你还想吃出来个金丝绒的么！”

6
几年前的时候 南疆某地区 组织人员去北京参观旅游 一维族老头被选上 到了北京 第一站去动物园 这老头看见 一只斑马 就想起 自己家的毛驴 然后就用维语说：“买ki 来 ！ 买ki来 ！（过来！过来！） 但是那只斑马 不理他
　　他叫了好几声 斑马都没动静 最后把这老头 气的 指着那只斑马 大骂：“啊囊丝给！你~~新疆的毛驴子~海军撒儿（衫）的穿上~我地跟前不认识了吗？

7
话说有一维族，家住伊宁。某日，带全家外出旅游。需住店，行至一招待所柜台服务小姐礼貌地为他们登记。
　　“先生家住哪里呀？”
　　“日你先人！”（伊宁县人）
　　“什么地方？”小姐觉得自己没有听到又礼貌的问道。
　　“日你先人！”（伊宁县人）
　　“ 先生请不要骂人好不好？请问先生家住哪里呀？”小姐又一次礼貌地问道。
　　“日你先人！”（伊宁县人）...... 小姐气愤的叫来了保安人员，委屈地讲述了刚才的事。保安又一次问道。
　　“日你先人！”（伊宁县）...... ？？？？？？？？？？？？？？“出去！我们这里不要你住！”保安们硬将来人轰了出去。此维族大呼“凭萨不让我们住？？我们日你先人！（伊宁县人）我们巴廊子日你先人！（伊宁县人）我们洋缸子日你先人！（伊宁县人）我们祖祖辈辈都日你先人！（伊宁县人）凭萨不让我们住？？？？？”

8
·有一次，国家领导来新疆奇台县检阅民兵，有这样一段新疆地方特色的对话：“同志们好！”——“麻搭么有！”，“同志们辛苦了！”——“尕尕地斯情！”。

·上课时语文老师领读、学生跟诵：xing——杏！横姿的横！mai——麦！美姿的美！bai——白！倍舔的倍！jia——家！甲听的甲！

9
　　    1。一美眉问我“你在什么地方？”我说“新疆”。美眉又问道“你们那里是不是到那里都骑马？”我晕倒。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2。我一哥们，有一次上网遇见一位老兄对他问道：“你们那里是不是都住蒙古包？”我哥们晕倒，回他一句：“我们这里不叫蒙古包，叫毡房，而且可以一次盖30层，比楼房牛多了”
　　　　3。又有一美眉问我上学是不是骑马去。我回答我们学校门口都是拴马的桩子，升国旗的时候那叫一个壮观，学校操场上都是人，门外马路上都是马。
　　　　4。上个礼拜我们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件事，全班抓狂。原来一位仁兄在msn上问我老师：“你们新疆有几年没下雨了？”我们差点没疯掉，因为上个礼拜一连下了4天雨，伊犁河还在发洪水。
　　　　5。有一次我老姐的大学同学在雅虎通上问我新疆的问题（我姐在上海上学，大概可能没给她的同学介绍新疆）她说：“你们那里都是沙漠吧？那你在哪里上网？”我晕倒，回答：“哦！我现在骑在骆驼背上，用笔记本和你聊天，我的笔记本还是I book的，手机是CDMA2x的，上网爽得很。”没想到她还真信了。
　　　　6。有一次更绝，有人问我：“你新疆的吧！”
　　　　“是！”
　　　　“那你一定见过哈那斯水怪吧？”（注：哈那斯水怪，是出现在北疆阿尔泰的哈那斯湖的一种水怪，科学家预测可能是一种红鱼，身长在30-50米之间，至今没人捕获）。
　　　　我：“嗯，我不但见过，还把它烤来吃呢”。（*，伊犁离阿尔泰有将近1000公里，我到那里去找水怪去）
　　　　7。有一次在网吧我看见一个老毛子（俄罗斯人）在用qq骗美眉，我疯掉。
　　　　8。又是一个美眉问我：“你们在新疆呆的是不是全身长毛？”我一阵眩晕，回答到：“是，我们这里的人都跟北京猿人似的。”
　　　　9。我妹妹有一次上网，有人问她：“你们那里都穿什么鞋子啊？”我妹妹说：“跟关内一样啊，什么样都有啊！”没想到那位仁兄死活不信，我妹妹只好说：“我们这里都穿带马刺的马靴。”他才相信。
　　　　10。还有一次在mop上我发了一些天山的景色图片，有人回帖说：“老大，新疆都是沙漠，你发的都是瑞士的图片，别以为我没去过新疆你就诓我。”
　　　　11。MSN上还有人问我：“你哪里的？”我说：“新疆。”他又说：“难道你不去放羊吗？”我无语。

10
他刚来北京的时候，也老被人问新疆娃娃是不是都骑马上学，被问烦了他就说：就说是的，我们那骑马还刷卡呢，骑到马上，把卡在马嘴上一刷，马就开始跑了，再一刷，马就停了。

南方周末这一期有篇值得拜读的文章：《我与禁书的故事》
作者是个台湾的家伙。文笔不错。将这一辈子偷偷摸摸读禁书的幸福时光信手拈来，读之使人沉醉。呆在颠簸的公交车上，俺也打破头的想挖掘一点俺读过的禁书。
呜呼，禁书虽多，读过者却甚少，有层次者更少。当年搞到本《丑陋的中国人》喜不自胜，末了发现封底分明盖着某某图书馆的大印。还有一回弄到了内部资料：我的奋斗，却沮丧的发现其中洋洋万言，尽是大同社会目标设想加自我吹嘘，对于俺当时初中初期的文化水准，无疑穿肠毒药。台湾的书曾经是搜索的重点，可搜来搜去，无不是白先勇陈映真之类思想中立人物。柏杨，李敖都是九十年代开始在大陆红极一时，穷乡僻壤，不得文化雨露滋润，更未及与闻。
看着台湾同胞的禁书单，不胜唏嘘，相比之下，啥叫文化荒漠那。台湾同学至少还能看着盗版的胡适文存长大，俺晚生廿载，同年却只能看看钦定本鲁迅全集.
伤心Ing...

八十年代当时两地禁书对比:
李敖: 两边儿都禁了一半,台湾好像现在马马虎虎都算解禁了
陈映真:除了夜行货车之类的中短篇,长点的未见过
马克思:大陆当然不会禁,可是价格高昂~
d.h.劳伦斯:两边儿都禁.
李宗吾:两边儿都禁
哈耶克:两边儿都禁
胡适:两边儿都禁
鲁迅:台湾禁
金庸:台湾禁,某数本大陆禁过
其他华人作者:呆在大陆的台湾禁,呆在台湾的大陆禁,呆在香港的两边儿都选择看看立场有丁点儿嫌疑宁枉勿纵禁.
磨刀霍霍也血脉相连那....



ps.
我与禁书的故事
南方周末　  　2006-03-09 16:25:19
　　杨渡
　　祖籍福建漳州，1958年生于台中农村家庭，写过诗、散文，编过杂志，现任台北《中国时报》副总主笔，辅仁大学讲师，主持过专题报道电视节目“台湾思想起”、“与世界共舞”等。著有诗集《南方》，散文集《三两个朋友》、《飘流万里》，报道文学作品《民间的力量》、《强控制解体》、《世纪末透视中国》，及戏剧研究《日据时期台湾话剧运动》等十来种。作者图片摄影：钱钢
　　《资本论》在台湾的新书发布会，被称为“灵魂的解禁”
　　陈映真的《将军族》
　　国民党时期的台湾，曾实行过严厉的书报审查制度，这种企图控制人民思想与言论自由的做法，遭到了民众的普遍抵制，台湾作家杨渡，成长于禁书时代，他讲述的禁书故事，新人耳目，发人深思。———编者
　　
　　□杨渡(台湾)
　　
　　买下第一本禁书
　　“如果你好好在图书馆走一走，幸运的话，你就会发现他借过的书。借书单上写着‘李敖’两个字，这时候，你不要犹豫，赶快借出来，不要管它是什么书，先借了再说，因为，你可以在他借过的书下面，签上你的名字。想想看，你的签名在李敖的后面，多有学问！你可以对别人说，你和他看同一本书啦！”

　　那是1973年，我15岁。进入台中一中的第一学期，爱吹嘘的地理老师就用非常神秘的口吻，在课堂上这样讲着。许多同学互相打听李敖是谁，许多人在追问李敖到哪里去了。

　　后来我们才知道，传说中的李敖，在就读台中一中的时候，翻遍了图书馆的藏书，后来去了台大历史系，一个被一中师长誉为“最有才华的人”，因为“思想有问题”，写了一些批判当局的文字，被关进监狱。

　　神秘的李敖，成为我们的偶像。许多人走遍图书馆，寻找他看过的书。

　　我们很快就听说在第二市场附近的一家书店，可以找到他的盗印书：《没有窗，哪有窗外》、《传统下的独白》。

　　去买书的那一天，我站在书店里东看看，西翻翻，徘徊了一个多小时，等到老板旁边的人少了，才趋前低声道：“老板，有，有没有《传统下的独白》？”

　　书店的老板用陌生的眼光打量着我，停了片刻，才面无表情地说：“是你要看的吗？”

　　“嗯。”我点点头，心里只觉得非常害怕，像在被盘问。

　　“你知道这是禁书吗？”他的口吻转为温和一点。

　　“我知道。”我老实说。

　　“那，还有另外一本，你要不要？”

　　我心里跳了一下，算算口袋里的钱，就说：“好。”

　　他没有回话，起身走到书店后面的仓库里，拿了两本书，用白报纸包起来，再用橡皮筋套上，先观望了四周，才塞给我，低声说：“200元。”这价格比一般的书简直贵了一倍。但我连想都没想，立即从口袋里掏出钱，将书立即收进书包。走出书店，才发觉自己心跳得非常厉害。

　　这是我第一次买禁书，与第一次跟女生幽会没有两样。心跳加速，向禁忌的地方，不断摸索前行。
　　
　　陈映真和《将军族》

　　买禁书变成我们的乐趣。只要有人说：那是一本禁书，大家立即抢购。陈映真的《将军族》，就是这样买来的。

　　那时候，陈映真出狱不久，《将军族》就被查禁了。朋友阿力知道以后，赶紧通知大家分头去书店找。在一家卖参考书的书店里，竟找到两本。

　　那小说集的封面是吴耀忠画的“少年补鞋匠”，暗绿色封面，一个少年眼神专注，衣服褴褛，补着一双旧旧的，仿佛走过许多路的鞋子。

　　小说最让我震动的是《我的弟弟康雄》，描写家道中落后，一个理想主义青年的虚无与沉沦，最终走上了绝路。或许因我也曾遭遇到家道中落的悲哀，母亲因为违反票据法而入狱数月，所以那压抑的深深的虚无与悲哀的调子，让我耽读再三。

　　朋友间讨论最多的，还是陈映真的小说为什么被查禁。有人说是因为里面描写了向日葵，而这是共产党的国花；还有人读得更细，认为是因为一篇小说内容描写了一个青年为了不让鸽子停下来，向空中挥舞着红色的旗帜。但没有人说得出确切的原因。查禁，是不必问原因的。

　　大学时代，我们又陆续看了陈映真的小说《华盛顿大楼》以及在蒋勋主编的《雄狮美术》上他以许南村为笔名所作的画家吴耀忠专访。我才知道，他们曾一起“为思想坐牢”。于是连同画家吴耀忠那写实笔法下的“少年补鞋匠”封面，也成了一个时代的传奇。

　　多年后，当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偷偷出版，我第一次看到了鲁迅的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，才恍然发现：原来陈映真的老师是鲁迅！

　　1982年左右，(国民)党外杂志在海外的策动下，发起了“台湾意识／中国意识”、批判陈映真的运动。这是由于“台独”不能公开说，于是以“台湾意识” 为名，批判“大中国意识”。论战过程中，陈映真被戴上“大中国”的帽子，但他却以为“台独”与党外都是被当政者所压迫，所以不愿意批判，更不齿于扣对方的帽子，反而从阶级分析的方法，在理论上，和海外的“台独”论者论战。但对手却非如此，也不管戴陈映真的“红帽子”会不会置他于死地，反而以为他的中国意识为目标，死命地打。

　　我不知道别人如何看待这一场论战。但在我心底，却怎样也无法认同对坐过牢的陈映真挥舞“红帽子”，因为那是和独裁者使用同一种逻辑、同一种语意、同一种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杀伐。更不相信那个在《我的弟弟康雄》里，充满人道主义襟怀、虚无而忧伤的作家，会是所谓“霸权” “大汉沙文主义者”。

　　有时候我不禁想：17岁在禁书中看见陈映真，会不会是一个决定的瞬间？
　　
　　暗娼街的罗曼·罗兰

　　台中一中附近还有一个可以买到禁书的旧书摊，位在靠近福音街的路边。福音街是台中著名的暗娼街，街上有放16厘米黄色小电影的(那年代还没有录放机)，也有招揽嫖客的三七仔。

　　旧书店的老板似乎也了解这个现象，卖的多是黄色小说，或者《花花公子》旧杂志。那时的黄色小说印刷非常粗糙，与李敖的书没什么两样。我在国中三年级的时候已看过，兴趣不大。反而柏杨的书，在这里有卖的。此外还有邓克保(即柏杨)的《异域》，郭良蕙的《心锁》，李宗吾的《厚黑学》，D.H.劳伦斯的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，以及据说是全本的《金瓶梅》。

　　有趣的是，这老板不知道怎么进的书，竟有许多旧俄文学作品，从屠格涅夫、陀思妥耶夫斯基，到托尔斯泰、契诃夫。有一次，我竟在角落里，找到罗曼·罗兰著的两册精装本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以及《巨人三传》。

　　这些翻译书都没写翻译者，但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与《巨人三传》译笔之优美，仍旧令人爱不释手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在那禁忌的年代，无论是作者还是译者，如果1949年之后留在大陆，没随国民政府一起撤退，他们的书一律查禁。而罗曼·罗兰的译者傅雷，正是那年代最好的译笔。

　　在那禁忌年代里，不仅是傅雷，刘大杰的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，郑振铎的《中国文学史》，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史》都一样，不管是哪一家出版，都不敢写上作者的名字，要不就是改名。例如郑振铎改为郑西谛，而巴金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作品，如《面包与自由》、《我底自传》，翻译者都写“巴克”。巴金是因崇拜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而取笔名为巴金，既然有禁忌，变成了“巴克”。
　　
　　被查禁的金庸

　　有一日，我听说金庸的小说亦是禁书，平日从来不看武侠的自己，也忍不住去租。一看非同小可，竟连续租了好几部，看了一个月。当时的武侠小说用新闻纸印刷，小本装订。一套《神雕》，竟有 20多本。碍于押金太高，我得分两次租，才能看完。但武侠看到一半，如同幽会中断，心痒难当，如何停止？于是往往半夜熬到天明，一早就去续租。

　　因为查禁，金庸的许多武侠小说都是用了别名。《射雕英雄传》改名为《大漠英雄传》，最有趣的是《鹿鼎记》被改名为《小白龙》，韦小宝被改名“小白龙任大同”，作者还写成司马翎。
　　
　　殷海光和文星

　　从李敖的书，我们打开了“中西文化论战”的历史之门。为了解那一场论战，我们到图书馆找遍了相关的书，也了解了殷海光、徐复观、雷震、《自由中国》的历史。

　　高我一年级的翁志宗，在他就读的三班带起了读书的风气，后来竟发动班上同学来讨论“中西文化论战”。和以往一样，同学分成几派，有“全盘西化”、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派”以及中国文化派等等。

　　为了辩论，我们窝在图书馆狂读当年论战的文字。包括讲自由主义的殷海光的书、哈耶克的书、逻辑实证论、胡适文存、旧本的《自由中国》、《文星》、徐复观的文化著作等等。总之，应该准备联考的时间，都给了自己所营造出来的模仿的论战。

　　我们总是把书放在旧大衣里，带上诗集、小说集，去东海大学的相思林里散步，去五权路上的PUB里喝啤酒、打撞球。或者，到一间新开的摇滚乐餐厅，听那种音乐超大，震得地板都会跳动的狂烈摇滚。

　　……

　　就这样度过了高中时代。直到联考落榜，才想到该开始读课本了，为了上大学，为了离开这个闷局中的小镇，更为了可以去台北看更大的世界，看更多的禁书。
　　
　　角落里的马克思

　　有一次，我在辅大图书馆逛呀逛的，实在没什么书可借，忽然在一处极低的角落里，看到“CAPITAL”的大字。三大册的精装本，书非常老旧，仿佛被摆在角落里100年了。我心想，不会是它吧？拿出来一看，竟真的是马克思的三大卷《资本论》！心中狂喜，实在无法言宣。但又担心，这书，是不是情治单位留下的陷阱？我这是不是自投罗网？

　　反复观看了很久，我还是无法放下。我担心图书馆会因为我借阅，而发觉了这本书。为此我决定立即拿去影印。

　　当时还没有双面影印，《资本论》第一卷印起来，竟成了5册，有如连载武侠小说。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决定当它是“九阴真经”，回家好好练功。于是一字一字地查字典，逐句逐句地努力啃。然而，无论英文单字怎么查，文字似乎可以通了，但内容还是不了解。第一卷的第一册就卡住了。这《资本论》果然是“九阴真经”，没有一点内力和武学根基，真的行不通。
　　
　　开始印禁书

　　在那禁忌的年代，马克思、列宁等名字是禁忌，连许多姓马的都遭殃。传说陈映真被逮捕的时候，侦讯人员就问他：你家里为什么有马克·吐温的书？

　　啊？被问者茫然了。

　　“那马克·吐温不是马克思的弟弟，不然是什么？都是马克什么的。这代表你思想根本左倾。还不赶快招认？”

　　此外，还有人从国外带回来马克思·韦伯的书，在机场也被查扣了。原因是：他怎么也叫马克思？

　　机场当然是一个进口书的管道。英文书还好，有些新左派的书，负责把关的人当然不知道。于是陆续有些新书带进来。但中文书，尤其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书，就很难带了。于是我们有朋友想了不少怪招，让香港的侨生带回来。例如，把原书的封面给撕下来，再买一本琼瑶的书盖上去当封面。机场不查内容，就这样蒙混过关。那时，曹禺的剧本、艾青的诗集、沈从文的自传，都是这样带进来的。

　　因为是禁忌，得来特别困难，我们也读得特别起劲，有如在练独门武功。

　　看禁书与玩禁忌的爱情一样，是会上瘾的。你越是要查禁，我越是要看。而且越禁越要偷偷摸摸，越偷偷摸摸，越是有趣。

　　现在回想，才知道影响自己最多的，可能不是那些学校规定的书，也不是正经八百的书，而是禁书。没办法，禁忌之爱，永远有致命的吸引力。

　　由于大学生爱看禁书，买的人多起来，于是就有人开始偷偷翻印禁书。最初是台大附近传出有人翻印外文书，后来政大那边也传出1930年代的文学选集，如鲁迅小说选，冰心、丁玲等作品。那年代的学生较贫穷，在学校卖书可以赚一点外快，许多学生本来是帮正常出版社卖一些上课参考书，后来就干脆卖起了禁书，而利润似乎更大。

　　朋友之中有脑筋灵光的，动起了翻印好书，兼赚外快的想法。最初是找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出版社“全国出版社”。大家一片热血、热烈讨论后，决定以思想经典为主，第一批翻印的是民国时期出版的书，张佛泉的《自由与人权》，以及卡西勒的《国家论》，还有一本是新书，林毓生的英文著作《儒学的危机》。

　　我只记得大家拿到新书的刹那，兴奋莫名，有一种干“地下革命”的快感。后来还有人建议印哈耶克的书，但老板似乎对我们要出的书有意见，大家失望之余，就少见面了。
　　
　　传播禁书被捕的故事

　　由于看了不少三四十年代的禁书，我才知道白色恐怖时期，政府是如何用查禁书刊来进行思想控制的。台中省立图书馆里清查书籍只是一个部分。对民间阅读的控制，也毫不放松。连读禁书，都可能犯罪。

　　我的长辈李明儒先生，是在1946年的时候，政府为了平抚“二二八事件”后民众的不满情绪，想改变政府只有派大兵来欺压民众的形象，而招募来台的年轻知识分子。他先是到花莲教书，后来回台北。1950年代，他因为爱好文学，向一位台湾的年轻人推荐了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，还借给他阅读。不料年轻人在白色恐怖时期，竟向当局告密。

　　李明儒被捕，怎么也查不出他和共产党组织有什么牵连，没有判罪的名义，最后竟送绿岛感训3年。3年后，他还是没有“悔悟”，又继续感训。3年过去之后，还是没有“悔悟”，继续感训。直到两年后遇到特赦，才给释放了。他坐了8年的牢，竟没有任何一个罪名。
　　
　　自己写禁书

　　1981年，大学毕业不久，刚上研究所一年级，一个朋友参与了当时一本刚刚出刊就被查禁的《进步》杂志。随后，林正杰、谢长廷、陈水扁、蓝妙龄4人首度以“党外新生代”为标榜，参与了台北市议员选举。我们都参与了助选。

　　助选中，我认识了陈庭茂。当时旅美学人陈文成因曾资助过《美丽岛》杂志，回台湾被警总约谈，后来竟陈尸台大校园。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。陈文成的父亲陈庭茂也出来助选，控诉他儿子死于谋杀。选举结束后，《深耕》杂志准备出一本陈文成纪念集，总编辑林世昱找我写陈文成的弟弟对哥哥被约谈前的回忆。

　　访谈过程相当长，我详细地记录了当时陈文成并无警总所谓的自杀倾向，而是充满希望，而且警总在约谈前，已经被跟踪监视很久了。显然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，只是在约谈过程中，很可能陈文成不合作，被警总刑求致死。我写了约8000字左右的稿子。文章当然署他弟弟的名字。

　　交稿那一天，林世昱看了许久，抽着烟，摸着额头，仿佛头痛无比，良久，才笑着说：“稿子是写得很好。只是我们得一起看一看，要不要为这篇稿子，和警总打一架。”

　　“我们”指的是许荣淑、尤清、林正杰等民意代表。开会那一天，林世昱把稿子影印多份，发给他们当场看，并当场决定要不要删节。我坐在编辑部外面，有如等候审判。

　　会议结束，林世昱出来了，他用一种男子汉的口气说：“好啦！大家决定为了你这一篇去打一架了。”

　　为什么说“打一架”？因为当时的警总并无查扣未出刊书籍的权力。依照出版法，得等到杂志、书籍印刷装订好了，才算正式出版，如此才可查禁。于是杂志、书籍出刊时，警总的人往往守在印刷厂门口，书还未出厂，就被查扣了。为了取回书，杂志社的人就得守在印刷厂，万一他们出现，大家就一起来抢书。而抢回来的少数本书，就变成海内外的孤本。印刷厂门口因此变成打架的地方。问题是：谁去打比较可以让警总客气一点，不敢太嚣张。

　　《陈文成纪念文集》印出来的时候，许荣淑、尤清、林正杰等人全部跑到印刷厂门口，严阵以待，准备和警总抢书，并且通知了报社记者。但或许是因为陈文成事件太敏感，引起美国的注意，又或者大家的动作太大，准备冲突的意图太明显，警总没来，架没有打成，但书还是查禁了。

　　当时许多党外杂志常被查禁，就演变出新的对应办法。总之，警总的人要的无非是向上级交差，所以明的是在某一个印刷厂印刷，警总也照例大张旗鼓地去查扣。但私底下还有其他印刷厂正秘密地印着。最后，杂志即使被查禁，但市面上还是可以看到。

　　由于市场需求太大，党外杂志销路大好。即使警总在印刷厂查扣了一批书，还是大有利润。党外杂志与各种禁书应运而生。

　　从翻译的《宋家王朝》，到彭明敏的回忆录《自由的滋味》，从郭廷以的《中国现代思想史》，到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书，甚至连简明本的《资本论》都换一个名字如《政治经济学》出现。台大新生南路上还有专门卖三四十年代或大陆翻印书的地点。那时候还未有版权问题，翻印一本算一本。影响当时一代人的思想之深远，实难以估计。
　　
　　禁书时代的约稿与编辑

　　写完陈文成的故事之后，林世昱曾希望我进去《深耕》当编辑。然而这时我暑假完成的报道文学作品《矿坑里的黑灵魂》被另一个党外杂志《大地生活》采用，他们希望我进去当编辑。

　　虽然《深耕》的薪水要比《大地生活》优渥很多，但我终于觉得写作报道文学比较适合自己的兴趣，决定进入《大地生活》。

　　1980年代初，党外杂志一共有3个，康宁祥《八十年代》，由司马文武担任总编辑；许荣淑的《深耕》，由林世昱任总编辑；《大地生活》杂志，由汪立峡任总编辑。每一本杂志的编辑都不多，写作者也有限，主要是靠外面约来的稿子。

　　由于司马文武出身《中国时报》，有不少记者的人脉，《八十年代》的文章有不少是记者匿名写的。

　　《深耕》也有一些记者来写稿，但主要是由一些年轻人写的批判文字。《大地生活》则以报道为主，作者以文化界的人居多，小说家陈映真、历史研究者王晓波等，是长期支持的作者。只是陈映真碍于自己曾是政治犯，名字太敏感，警总派有专人监视他，所以一律以笔名发表，每一期都要换一个笔名。

　　说起来很有趣，这些杂志当时都是被监听的，所以大家就养成一个习惯：约作者见面的时候，都不说什么事，而只是说出来喝一杯咖啡。而记者更是敏感，一些有默契的记者如果有稿子要交，会从公用电话打进来，也不说名字，你得从声音判断他是谁。他也不说什么事，只是说：“你要吃的东西做好了。”

　　“啊？煮熟了吗？”有时候我会故意说着玩。

　　“是啊。你可以吃了。”对方笑起来。

　　“好啊。那我下午过去吃吧。”

　　当时办党外杂志既紧张又压抑，大家偶尔会喝酒取乐，放松一下。党外杂志也只有3个，都是月刊，有时这个杂志出刊被禁，就请另一家庆祝，第三家作陪。3家轮流，倒也其乐融融。有一段时间，大家喜欢上“故宫”对面山边的土鸡城，坐在野外亭子里，直喝到半夜，还兀自闹酒。平时文质彬彬的司马文武有一次喝得大醉，和我各自站在板凳上，手拿一整瓶啤酒，对着嘴巴直直倒进去。当时大家皆自认英雄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既已入了党外杂志，警总早已留下记录，上了梁山，就大口吃肉，大碗喝酒。众人习惯逞英雄，自称喝啤酒不会醉，只是不断上厕所，“荼毒卵鸟”而已。
　　
　　30年政治犯的故事

　　《大地生活》的财务本就困难，办到第十期决定停刊。停刊前，“立法委员”苏秋镇第一个在质询中指出：台湾现在还有“二二八”的政治犯，他们已经关了三十几年，该付出的代价也付了，人也老了，政府为什么不释放他们？

　　当时政府的答复是：监狱里面没有“二二八”的政治犯，更没有关三十几年的政治犯。苏委员搞错了。

　　这时，我们认识的作者中有一位徐代德先生，他是白色恐怖时期的老政治犯，客家人，平日非常热心，大量阅读日文书刊，写作政治经济学的书，对我们这些后生晚辈特别照顾，过年过节，就会和我们聚餐。他很快来见面，表示台湾确实没有“二二八”的政治犯，但有许多监禁三十几年的政治犯，从青年关到老年，现在都垂垂老矣，他们还在狱中。他表示可以安排一个人和我见面，接受采访。这个人在里面关了24年，对绿岛老政治犯的情况非常熟悉，他可以开出所有关了三十几年政治犯的名单。

　　那个人就是卢兆麟先生。他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每个政治犯的名字，也一一说明他们为什么入狱，现在身体的状况如何。最后，在我的要求下，他安排我去采访一个老政治犯的母亲。

　　政治犯的母亲年纪非常大了，却只是用悲伤的口吻说：“啊，那时候，他在读中学，那么年轻，什么事都不懂，喜欢打‘野球’(日语称棒球为“野球”)，也喜欢读书。他只是和朋友一起读书，就被抓走了。一抓走，就是30几年啊！”

　　“我都老了，他也老了，却等不到他回来啊！我每一日都在这里拜拜，希望他早一日回来……”

　　我坐在她家的饭桌前，桌前正上方，供奉神明和祖先牌位。然而，祖先无言，神明无言。这个政府还不承认的30年政治犯，是母亲心中那个年轻的、爱读书的孩子。读书，居然可以变成这样？

　　《大地生活》决定以这个当封面故事。黑色的封底，吴耀忠画的封面，以反白来呈现。

　　当时因为怕这一期杂志被查扣，我们特别保守秘密，送印刷厂前，特地影印了一份，送到《八十年代》司马文武那里，万一我们被查扣，就由他们接力再刊登。

　　杂志出来后，没有在印刷厂被查扣，但果然被查禁，市面上还是偷偷卖。拿到书的苏秋镇公布名单，质询政府证据齐全，怎么会没有30年政治犯？政府终于无可抵赖了，在往后的一年多里，陆续分批释放政治犯。
　　
　　阅读的开放时代

　　古代书生上京赶考，往往寄宿在沿路的寺庙里。寺庙往往有庙会，附近的千金小姐会来上香，于是在后花园和书生相遇了。他们只是这样见一面，竟一见钟情，爱得死去活来……小姐回家后，相思一个多月，才发觉怀孕了。而书生已经上京赶考去了。于是就发生了诸般生离死别、还魂离魂的故事。

　　以前读至此处，甚为不解。以为这样的爱情，现实生活中怎么会发生？后来才知道，古代禁忌太多，千金姑娘未出过家门，所以一看到书生，就惊为天人，一下子爱得死去活来。如果在开放社会，平日姑娘与书生常常见面，多一些认识和选择，就不会如此。

　　开放社会的好处就是如此，多了选择，少了禁忌；少了禁忌，就不会为了禁忌而爱。台湾社会开放后，书多起来了。时报出版公司后来还出版了《资本论》外带导读。出书当时，出版公司总经理郝明义还被老板要求说：“有事情，你要自己负责。”然而社会已开放，并未出事，还大张旗鼓地开了新书发表会。这就表明了台湾社会的渐趋成熟。

　　看到新出版的《资本论》，我真的百感交集。想到当初在图书馆的厚厚灰尘里，找到英文本《资本论》的时候，内心的喜悦和紧张，比幽会还刺激……

　　啊！那真是阅读的黄金时代。每一个字都是黄金，都是偷来的知识，偷来的火种，都是禁忌的爱情，让你在午夜梦回时，还暗暗地再三回味。

　　一个开放的社会，竟是从这里开始的……

　　(P1152591)
　　
　　■附件

　　台湾禁书小史
　　
　　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以后，记取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，立即进行书籍审查。从图书馆到民间藏书，从日据时代以降的日文书，到1945年至1949年从大陆进口的图书，只要有共产主义、社会主义、马克思、恩格斯，以及所有留在大陆未随着国民党迁台的学者的书，都加以查禁。图书馆里，派了专人查看，一本一本拿出来销毁。甚至日文本的社会学、社会思想丛书，都加以销毁。查禁的书本来就没有规则边界，权力自然被无限放大。

　　新出版的书籍，则实行事后审查，对有违碍者予以查禁，有些出版者还得面临牢狱之灾。1958年的出版法修正通过后，竟赋予行政机关未经司法程序，即可予报刊警告、停刊及撤销登记等处分，这引起台北新闻业者的反对，但未能改变形势。蒋介石甚至召集新闻业负责人，指示新闻报道原则。当时《中国时报》还特别写社论沉痛反省。

　　书籍出版的解禁，是在1980年代初期，因社会逐渐开放，党外杂志的兴起，大玩猫鼠游戏，而慢慢瓦解。查禁的书渐渐变少，而至于不再查禁。但报纸的解禁，则是1987年蒋经国亲自下令。自此，报纸进入一个开放的竞争时代。